父親生于一九五二，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代。他常說自己是一只腳踩在舊社會的泥里，一只腳踏在新社會的路上，走起來總有些踉蹌。
他的童年是在煤油燈下度過的。那時夜來得早，天一黑，世界就縮成一盞昏黃。祖父在燈下讀《水滸》，父親趴在桌邊描紅模字。紙窗上映著婆娑的樹影，風一吹，那些影子便活起來，像是梁山好漢正在夜奔。“那時認字少，”父親說，“但光看影子，就能編出一整回故事來。”
六零年饑荒來時，父親剛上小學。餓極了，就帶著弟弟去挖野菜。薺菜、苦菜、灰灰菜，都是救命的菩薩。有一次挖到棵野山藥，兄弟倆等不及回家，就地生火烤了吃。半生不熟的山藥噎得人直伸脖子，但那甜味父親記了一輩子。“后來吃過多好的席面，”他說，“都比不上那口夾生的山藥。”
文革風暴卷到小城時，父親十六歲。學校停了課，他戴著紅袖章，跟著隊伍喊口號。但夜里偷偷把老師的藏書埋在菜窖里，“書有什么罪呢？”他后來對我說，“都是好紙好墨印的。”那些書在土里睡了十年，重見天日時紙頁已泛黃，像一個個蒼老的先知。
七七年恢復高考，父親已經二十五歲。他白天在磚廠搬磚，晚上就著油燈復習。母親說他的汗巾總是能擰出墨汁來——那是汗水混著鋼筆漏的油。放榜那天，他正在碼磚坯，聽見廣播里念出自己的名字，一塊磚坯啪地摔碎了。“不是心疼磚，”父親解釋，“是手抖得握不住了。”
大學里的父親是個異類。比同窗大七八歲，穿洗得發(fā)白的中山裝，說話帶著磚土氣。但他讀書最狠，圖書館閉館鈴響時，總是最后一個離開的人。他的筆記本是用磚廠報表的背面訂成的，正面是生產數據，背面是微積分公式。
畢業(yè)后分回縣城中學教書，一教三十年。他的板書極其工整，說是“不能辜負每一支粉筆”。學生都怕他又敬他——他能在操場上一眼找出誰沒做課間操，也能在放學后給差生補課到天黑。那些年他送走的學生，有當了大官的，有成了大款的，但父親最驕傲的是那個殘疾學生考上了師范，“我背他上了三年樓，值了。”
九十年代下海潮時，有人邀父親去南方闖蕩。他想了三天，最后還是留在講臺上。“不是每個人都得去淘金，”他說，“總得有人守著礦脈。”
退休那天，父親把辦公桌收拾得干干凈凈，只帶走一個搪瓷杯。杯身上印著“先進工作者”，掉瓷的地方露出黑鐵，像歲月的疤痕?，F(xiàn)在他每天用這個杯子喝茶，看報紙，偶爾給我發(fā)微信——他學會用手寫輸入法，一個字一個字地劃，慢得像在刻碑。
去年幫他整理舊物，翻出一箱發(fā)黃的照片。有扎羊角辮的小兒，有戴軍帽的青年，有站在講臺上的中年……每一張照片后都有鉛筆小字：“攝于一九六零年饑荒后，體重六十二斤”、“一九七七年于磚廠，當日搬運磚坯三千塊”、“一九八五年送第一屆畢業(yè)生留念”。
我張張翻看，忽然淚流滿面。原來父親不僅是個稱呼，更是一部行走的史書。他的皺紋里藏著饑荒年的雨水，他的脊背上烙著磚廠的烈日，他的手指間留著粉筆的細塵。他們那一代人，像橋一樣架在歷史兩岸，自己承受著所有的重量，卻讓后人平穩(wěn)走過。
今夜父親又發(fā)來微信，是一張夕陽照片。配文說：“今天的落日和你出生那天的很像。”我忽然想起他常說的話：“我們這代人啊，像莊稼一樣，挨過凍受過旱，但到底還是長成了。”
是啊，他們長成了。長成了我們的父親，長成了歷史的脊梁，長成了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橋。而當我終于讀懂父親與他的年代時，橋上的霜，已經落滿了他的頭。（生產管控中心 朱鑫）
